西江水体悬浮物颗粒有机碳稳定同位素组成及时空变化魏秀国 卓慕宁 郭治兴 朱立安 (2127)

　　碟形沼泽湿地水中氮的动态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王洋 刘景双 窦晶鑫 赵光影 (2132)

　　滇池沉积物有机磷形态分级特征高海鹰 刘韬 丁士明 白秀玲 李宝 (2137)

　　月湖近代生物硅沉积测定与营养演化的动态过程胡胜华 周巧红 成水平 贺锋 陶敏 吴振斌 (2141)

　　深圳蛇口渔港沉积物重金属分布及潜在生态风险评价胡朝晖 李平 徐维海 张干 (2145)

　　兰州地区苯并（a）芘的环境多介质迁移和归趋模拟董继元 王式功 高宏 姚焕炬 (2150)

　　曝气复氧对滇池重污染支流底泥污染物迁移转化的影响谌建宇 许振成 骆其金 廖柏寒 虢清伟 黄博 (2154)

　　不同源类型农业非点源负荷特征研究——以新田小流域为例程炯 邓南荣 蔡雪娇 刘平 刘晓南 (2159)

　　糖类在城市污水生物处理系统中的去除机理黄满红 李咏梅 顾国维 (2163)

　　高岭土界面Fe（Ⅱ）吸附与邻硝基苯酚还原转化的交互反应研究孙克文 陶亮 钟继洪 李芳柏 (2177)

　　水体中微污染磺胺嘧啶药物的氧化降解吴南村 尹平河 赵玲 黄焕标 严兴 (2183)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对三种植物光合作用及叶绿素荧光特性的影响李志刚 蒋越华 李素丽 黄海连 陈伟刚 陈弦 (2187)

　　苄·丁可湿性粉剂中丁草胺在稻田土壤和田水中残留动态陈小军 程东美 徐汉虹 张志祥 (2195)

　　不同河岸带植物根际丁草胺降解特性差异及其微生物学机制陈海雁 杨长明 李建华 (2201)

　　底泥铬污染的纳米铁粉修复及其土壤酶活性动态王新新 张颖 王元芬 (2207)

　　微波催化氧化法处理垃圾渗滤液的正交试验王杰 程志辉 林 刘强 高月 马溪平 (2212)

　　Fenton氧化处理对土壤中芘的生物可利用性的影响燕启社 高镜清 孙红文 牛倩 (2215)

　　煤矸石堆放场周围玉米作物中苯并（a）芘污染特征李旭华 王心义 段宁 郭慧霞 杨建 (2221)

　　啶虫脒在甘蓝和土壤中的残留消解动态研究李慧冬 李瑞菊 王文博 陈子雷 杜红霞 丁蕊艳 (2224)

　　氧化与还原条件下水稻土重金属形态特征的对比齐雁冰 黄标 Darilek J L 王志刚 (2228)

　　复合重金属胁迫对秋茄幼苗某些生理特性的影响张凤琴 王友绍 李小龙 (2234)

　　硅对镉、锌、铅复合污染土壤中黑麦草生理生化性质的影响王晨 王海燕 赵琨 胡文 (2240)

　　蛭石对镉污染土壤油菜产量和土壤中镉形态的影响王小波 王艳 卢树昌 桂枝 刘志强 (2246)

　　两种螯合剂施用对污染土壤中叶用红恭菜Cd富集的影响王洪 孙丽娜 李海波 孙铁珩 (2249)

　　土壤性质对水稻土中外源镉与铅生物有效性的影响普锦成 符娟林 章明奎 (2253)

　　基于分形方法的合肥大兴地区土壤中污染元素Hg异常下限 袁峰 张颖慧 周涛发 李湘凌 张鑫 陈兴仁 陈永宁 (2259)

　　TCLP法评价酸性矿山废水污染稻田土壤重金属的生态风险许超 夏北成 (2264)

　　几种固定剂对镉污染土壤的原位化学固定修复效果李佳华 林仁漳 王世和 郭红岩 王晓蓉 (2271)

　　土壤中乐果与微生物的相互作用研究邓晓 李勤奋 侯宪文 李光义 (2276)

　　广州城市湿地的景观特点及小气候效应彭小芳 孙逊 袁少雄 孙儒泳 陈章和 (2289)

　　黄河源头生态环境变化的遥感监测及驱动因素李凤霞 伏洋 李林 肖建设 (2297)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大气微生物与环境相关性郑芷青 谢小保 欧阳友生 王春华 曾海燕 陈仪本 (2304)

　　锡林郭勒草原荒漠化状况及原因分析李政海 鲍雅静 王海梅 许田 程岩 高吉喜 (2312)

　　放牧对祁连山高寒金露梅灌丛草甸土壤微生物的影响盛海彦 李松龄 曹广民 (2319)

　　近25年山西植被指数时空变化特征分析武永利 栾青 赵永强 王志伟 (2330)

　　濒危植物疏花水柏枝种子萌发的生态学特性袁万群 詹海燕 陈芳清 夏洪伟 罗友成 刘长春 (2341)

　　云南粳稻核心种质杂种后穗期耐冷性研究 杨树明 曾亚文 杜娟 普晓英 杨涛 邰丽梅 崔虹 (2346)

　　云南稻核心种质苗期与孕穗期耐冷性特点及关系分析 杨树明 曾亚文 杜娟 普晓英 杨涛 邰丽梅 崔虹 (2352)

　　祁连山中部土壤颗粒组分有机质碳含量及其与海拔和植被的关系吴建国 艾丽 田自强 常学向 (2358)

　　天然次生林人工更新后对土壤物理性质及碳贮量的影响郭俊誉 时忠杰 徐大平 太立坤 周卫卫 杨曾奖 (2366)

　　酸雨胁迫下黑壳楠Lindera megaphylla Hemsl．幼苗在夏季和秋季的生理生态特性 蒋馥蔚 江洪 李巍 余树全 鲁美娟 李佳 金清 (2374)

　　铝对养麦和金荞麦根际土壤微生物及酶活性的影响罗虹 刘鹏 徐根娣 李倩倩 (2381)

　　土壤干旱胁迫对Larrea tridentata叶片矿质营养元素含量的影响张香凝 崔令军 王保平 孟伟 孙向阳 乔杰 (2387)

　　半干旱地区环境因子与果园表层土壤水溶性Na^＋累积的关系郭全恩 权 郭天文 马忠明 刘军 南丽丽 (2391)

　　模拟氮沉降对大豆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胡正华 索福喜 刘巧辉 吴芳芳 陈书涛 (2397)

　　pH变化对酸性土壤酶活性的影响王涵 王果 黄颖颖 陈璟 陈妹妹 (2401)

　　施用硫磺和ALA对碱性盐土上作物生长发育及土壤性质的影响田霄鸿 南雄雄 赵晓进 李亚芳 来航线)

　　硫脲用量对菠菜生理指标及土壤氮素转化的影响何盈 蔡顺香 陈子聪 何春梅 王煌平 罗涛 (2413)

　　长期定位施肥对土壤生理转化菌群的影响王英 王爽 李伟群 魏丹 周宝库 王玉峰 (2418)

　　生物肥料对香蕉枯萎病及土壤微生物的影响张志红 李华兴 韦翔华 刘序 彭桂香 (2421)

　　利用根箱法解析甜椒根际土壤中氮的行为乌尼木仁 樗木直也 陈能场 稻永醇二 (2426)

　　中国降水量区域变化稳定性研究卢爱刚 康世昌 庞德谦 王天明 葛剑平 (2433)

　　月径流时间序列的混沌特性分析汪丽娜 陈晓宏 李粤安 林凯荣 李艳 (2436)

　　利用^137Cs示踪技术与土壤化学物质研究滇池流域土壤侵蚀 张明礼 杨浩 林加加 高明 王小雷 徐从安 桑利娟 (2450)

　　深圳市滨海湿地两个观光农业系统的能值整合研究王卓晗 陆宏芳 陈桂珠 谭耀文 罗金棠 (2458)

　　工业废弃地再开发的可持续性评价方法回顾艾东 栾胜基 郝晋珉 (2464)

　　难降解有机物污染底质原位修复技术研究进展李轶 李晶 胡洪营 冯毅 (2482)

　　农田土壤温室气体产生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翟胜 高宝玉 王巨媛 董杰 张玉斌 (2488)

　　高氯酸盐环境行为与生态毒理研究进展陈桂葵 孟凡静 骆世明 黎华寿 (2503)

　　城市绿地对小气候影响的研究进展郭伟 申屠雅瑾 邓巍 潘星极 (2520)

　　广州大气低分子量羰基化合物的季节变化吕辉雄 文晟 迟玉广 郭送军 盛国英 傅家谟 (1)

　　干降尘中高分子有机质的组成及其来源赵金平 彭平安 宋健中 马社霞 盛国英 傅家谟 陈进生 (5)

　　天津夏季地面O_3浓度变化规律与影响因素姚青 樊文雁 黄鹤 孙玫玲 刘爱霞 (12)

　　大气CO_2含量升高对稻田水体微量元素流失的潜在影响张莉 郭嘉 朱建国 张卫建 (17)

　　不同类型绿地对南京热岛效应的缓解作用唐罗忠 李职奇 严春风 孙储华 徐新 相恒让 (23)

　　基于PSR的生态安全演变对气候变暖的响应黄海洪 郑凤琴 莫雨淳 吴燊先 李艳兰 (35)

　　模拟酸雨对噬藻体PP失活率、野生藻的吸附率、裂解周期及释放量的影响韩云 程凯 赵以军 (40)

　　嘉陵江出口段三类水体蓝绿硅藻优势种变化机理郭蔚华 李楠 张智 曾晓岚 (51)

　　水体营养水平对3种沉水植物生长及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刘燕 王圣瑞 金相灿 邹洪 王立刚 (57)

　　富营养化水体中浮游动物对藻类的控制作用张丽彬 王启山 丁丽丽 任洪强 (64)

　　植物浮床-微生物对污染水体的修复作用魏瑞霞 武会强 张锦瑞 李富平 (68)

　　废水中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的光降解动力学研究黄焕标 尹平河 赵玲 (88)

　　不同湿地植物的根系酸化作用与重金属吸收李光辉 杨霞 徐加宽 刘建国 (97)

　　典型污水处理厂中多环麝香的污染特征陈多宏 胡学玲 盛彦清 曾祥英 毕新慧 盛国英 傅家谟 (101)

　　不同干燥处理对城市污泥物理性质和农业利用的影响丘锦荣 卫泽斌 吴长安 张俊 吴启堂 (106)

　　微生物淋滤法去除城市污泥中重金属的效果李淑更 张可方 周少奇 张朝升 张立秋 (111)

　　水功能区划在流域排污权初始分配中的应用——以沙颖河流域为例张兴榆 黄贤金 赵小风 程绪水 万一 张晓蕾 (116)

　　珠江三角洲流域土壤多溴联苯醚（PBDEs）的分布及环境行为邹梦遥 龚剑 冉勇 (122)

　　珠三角城市群典型城市土壤邻苯二甲酸酯污染特征赵胜利 杨国义 张天彬 黄宁生 朱照宇 (128)

　　干旱区矿业城市郊区农田土壤重金属有态含量及空间分布特征——以“镍都”金昌市为例刘晓文 丁海霞 南忠仁 赵转军 李媛 (138)

　　合肥地区典型城镇土壤中As、Hg的环境地球化学基线 李湘凌 张颖慧 周涛发 张鑫 袁峰 陈兴仁 陈永宁 (154)

　　喀斯特石漠化过程中土壤重金属镉的地球化学特征罗绪强 王世杰 刘秀明 王程媛 余海 (160)

　　镉胁迫对大豆花荚期生理生态的影响刘俊 廖柏寒 周航 张永 曾敏 (176)

　　镉污染对水稻不同生育期生长和品质的影响丁园 宗良纲 徐晓炎 刘光荣 (183)

　　纳米二氧化硅表面改性及其对阿维菌素吸附和缓释性能林春梅 崔海信 刘琪 孙长娇 黎汉生 (197)

　　城市生态安全水平的空间分异与动态转移特征——以广州市为例龚建周 夏北成 (210)

　　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模型及实证分析蒋洪强 曹东 於方 过孝民 (216)

　　华南退化草坡自然恢复中物种多度分布的动态与模拟殷祚云 任海 彭少麟 郭勤峰 曾令海 贺骁 (222)

　　三种类型森林林下植物多样性及生物量比较太立坤 余雪标 杨曾奖 时忠杰 周卫卫 郭俊誉 (229)

　　放牧干扰对祁连山高寒金露梅灌丛草甸群落的影响盛海彦 曹广民 李国荣 周靖靖 焦文月 李吉鹏 张平 (235)

　　中国种子植物物种丰富度的大尺度分布格局及其与地理因子的关系冯建孟 徐成东 (249)

　　火烧和植造桉林对南亚热带退化草坡土壤种子库的影响李丹艳 任海 王俊。 李平衡 吴建平 (255)

　　广西南部地区坡地桉树生长与气象因子的关系朱智强 王旭 苏永秀 杨怀 夏福军 (263)

　　连续年龄序列桉树人工林土壤微量元素含量及其影响因素袁颖红 樊后保 黄荣珍 苏兵强 刘文飞 (268)

　　桂西北喀斯特次生林凋落物养分归还特征朱双燕 王克林 曾馥平 曾昭霞 宋同清 (274)

　　黄土高原人工刺槐林土壤呼吸及其与土壤因子的关系周正朝 上官周平 (280)

　　塔里木河下游阿拉干断面胡杨枝下高对应急输水的响应汪飞 玉米提·哈力克radie B.Kleins (286)

　　黄河三角洲自然湿地植被的特征及演化张绪良 叶思沥 印萍 陈东景 (292)

　　西樵山国家森林公园有害植物现状分析虞依娜 彭少麟 黎建力 黄景波 林海佳 叶有华 黎建勇 (299)

　　茄子（Solanum melomgena L.）根系糖苷生物碱对5种蔬菜作物的化感效应及相关分析周宝利 李志文 丁昱文 刘翔 (310)

　　低温胁迫对腰果幼苗叶片组织结构和生理指标的影响梁李宏 梅新 林锋 夏军 刘术金 王金辉 (317)

　　不同气候生态条件下水稻品种产量、功能性成分含量及稳定性杨树明 曾亚文 方晓东 普正贵 杨雅凌 普晓英 杜娟 (321)

　　亚热带和温带生态条件下粳稻品种产量潜力评价李贵勇 袁平荣 杨从党 周能 李本逊 卢义宣 (327)

　　水稻生长后期水分管理对CH_4和N_2O排放的影响李香兰 徐华 蔡祖聪 八木一行 (332)

　　丘陵区坡面土壤有机碳及颗粒有机碳分布特征高雪松 何鹏 邓良基 张世熔 黄春 (337)

　　不同种植制度土壤氧化还原酶活性和动力学特征张丽莉 武志杰 陈利军 陈振华 张玉兰 (343)

　　覆草旱作对晚稻田土壤氮素肥力的影响王栋 李辉信 胡锋 李大明 秦江涛 (348)

　　长期定位施肥下紫色土土壤微形态特征秦鱼生 涂仕华 王正银 冯 孙锡发 (352)

　　黄土高原道路边坡绿化土壤基质筛选郭陆 李君剑 张锁峰 李洪建 张峰 (357)

　　不同部门监测机构施行环境监测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协调和规范郑习健 (399)

　　天津城市热岛及其对污染物扩散影响的数值模拟韩素芹 孟冬梅 佟华 李向津 李英华 (403)

　　多溴联苯醚对鲫鱼离体肝脏组织中CAT和GSH—Px的影响吴伟 聂凤琴 瞿建宏 (408)

　　水体中铊对泥鳅外周血红细胞的遗传毒性汪珍春 姚焱 蔡冬霞 张平 陈永亨 (414)

　　低温条件下苯酚降解菌的分离鉴定及降解特性马溪平 艾娇 徐成斌 于宁 惠秀娟 付宝荣 (418)

　　白腐真菌-活性污泥联合处理棉浆黑液的研究赵丽红 金若菲 孙洪军 高艳娇 (422)

　　鱼塘沉积物氯酚污染及其生态风险评价董军 陈若虹 栾天罡 邹世春 林里 (426)

　　黄河口表层沉积物中多环芳烃（PAHs）的生态风险分析刘爱霞 郎印海 薛荔栋 刘洁 (441)

　　海洋赤潮藻球形棕囊藻在氮磷富营养下的细胞增殖蔡卓平 黄伟伟 段舜山 (447)

　　新型生物栅填料用量及对景观水体藻类的去除效果苏雅玲 肖羽堂 高立杰 (458)

　　玻璃纤维基Fe（Ⅲ）-TiO2薄膜在可见光照射下去除球形棕囊藻的效果黄凤 尹平河 赵玲 (466)

　　植物生理生态特性对人工湿地脱氮效果的影响黄娟 王世和 钟秋爽 鄢璐 刘洋 王峰 (471)

　　几种挺水植物对重金属锌的抗性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徐德福 李映雪 李久海 吴芳芳 (476)

　　Zn^2＋对SBR污水处理系统中污泥活性的影响印华斌 李晓晨 赵丽 (480)

　　镉胁迫对莴苣幼苗生长及抗氧化酶系统的影响任艳芳 何俊瑜 刘畅 罗辛灵 黄天兴 (494)

　　有机质对Cu^2＋在棕壤及其各粒级微团聚体中吸附解吸特性的影响朱宁 颜丽 张晓静 王圆方 关连珠 (498)

　　污灌区土壤-棉花系统中铊的分布特征李强 乔捷娟 赵烨 朱宇恩 陈志凡 吉艳琴 (502)

　　不同蒸腾作用对番茄幼苗吸收Pb、Cd的影响张永志 赵首萍 飞 郑纪慈 (515)

　　兰州地区DDT的环境多介质迁移和归趋模拟董继元 王式功 高宏 尚可政 姚焕炬 成刚 (519)

　　复合表面活性剂对污染土壤中柴油的增溶和洗脱作用姜霞 陈刚 金相灿 丁爱中 (523)

　　张士灌区多环芳烃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宋雪英 李昕馨 伦小文 吉普辉 胡晓钧 (531)

　　多菌灵在香草兰和土壤中的残留动态王中 侯宪文 邓晓 沈哲峰 李勤奋 (535)

　　流域非点源污染控制管理措施的成本效益评价与优选王晓燕 张雅帆 欧洋 段淑怀 (540)

　　退耕还林的成本-效果分析和经济影响评价——以敦化市为例王春梅 (549)

　　黄土丘陵区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和对土地政策的认知分析虎陈霞 傅伯杰 陈利顶 连纲 (554)

　　近45年山西省气候生产潜力时空变化特征分析武永利 卢淑贤 王云峰 李智才 (567)

　　香港地区大气降水的D和^18O同位素研究张琳 陈立 刘君 刘福亮 陈宗宇 (572)

　　土壤呼吸、农田CO2排放及NEE的比较研究胡立峰 王宝芝 李洪文 (578)

　　应用能量利用特性对外来植物入侵潜力的判别分析研究宋莉英 彭少麟 (582)

　　磷输入对沼泽湿地小叶章枯落物分解过程酶活性的影响万忠梅 宋长春 刘德燕 (595)

　　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的维管束植物区系特征张绪良 叶思源 印萍 袁红明 (600)

　　山蒟（Piperhancei）的生态生物学特征简曙光 李玲 张倩媚 卢琼 叶育石 任海 (608)

　　PEG模拟干旱条件下尾叶桉和枫香苗木的生理响应薛立 薛晔 任向荣 史小玲 冯慧芳 (614)

　　南澳岛光裸地和次生林下6种乡土树幼苗生长与光合特征刘志发 申卫军 温达志 (621)

　　离子强度、pH对土壤胶体释放、分配沉积行为的影响胡俊栋 沈亚婷 (629)

　　杉木采伐迹地改植尾巨桉后对土壤水分及物理性质的影响黄承标 刘运华 黄丹 陈桂金 黄光银 李保平 (638)

　　沙地退化植被恢复过程中灌木发育对草本植物和土壤的影响左小安 赵学勇 赵哈林 郭轶瑞 李玉霖 刘任涛 毛伟 (643)

　　密云水库不同封育年限灌丛群落结构及演替规律张金瑞 高甲荣 何明月 刘瑛 李晓宏 (648)

　　长白山春季不同植被类型中土壤线虫的群落结构佟富春 肖以华 王庆礼 (653)

　　两种热带雨林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季节动态及其影响因素吴艺雪 杨效东 余广彬 (658)

　　增强UVB辐射对彩色马铃薯相关生理生化特性的影响张新永 郭华春 艾星梅 张雅琼 王晓宇 (664)

　　不同攀援角度裂叶牵牛叶片金属元素含量变化及其相关性分析赵则海 余曼玲 陈雄伟 陈庆华 徐锦海 梁廉 (669)

　　有机无机肥配施对烤烟脂类代谢的影响研究顾明华 周晓 韦建玉 曾祥难 黎晓峰 (674)

　　稻草型生物有机肥对萝卜的作用效果朱红梅 荣湘民 刘强 姜利红 彭建伟 谢桂先 宋海星 (679)

　　稻草及稻草循环利用后的废弃物还田效益研究彭志红 李明德 蔡立湘 聂军 廖育林 刘琼峰 (683)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脆弱性和适应吴建国 吕佳佳 艾丽 (693)

　　近地层O3污染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寇太记 常会庆 张联合 徐晓峰 郭大勇 周文利 朱建国 (704)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植物光合与土壤呼吸研究进展田玉强 高琼 张智才 张勇 朱锴 (711)

　　海拔梯度上的植物生长与生理生态特性潘红丽 李迈和 蔡小虎 吴杰 杜忠 刘兴良 (722)

　　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湿地概念生态模型研究王建华 田景汉 李小雁 (738)

　　湖泊营养物基准的制定方法研究进展霍守亮 陈奇 席北斗 郭旭晶 陈艳卿 刘鸿亮 (743)

　　^90Sr、^137Cs在河流-沉积物体系的吸附规律研究进展韩宝华 (756)

　　螯合剂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应用研究进展丁竹红 胡忻 尹大强 (777)

　　从SCI论文看中国黄土研究的发展 魏东原 朱照宇 陆周贵 高屹 刘漪 黄转青 彭志平 (790)

　　多溴联苯醚胁迫下鲫鱼肝脏微粒体CYP3A1和GST的响应吴伟 瞿建宏 聂凤琴 孟顺龙 (805)

　　镉锌联合诱导金属硫蛋白在鲫鱼肝脏和肾脏中的表达周彦锋 吴伟 胡庚东 尤洋 范立民 孟顺龙 陈家长 (811)

　　镉在五节芒（Miscanthus floridulus）不同种群细胞中的分布及化学形态秦建桥 夏北成 赵鹏 郑晓茶 赵华荣 林小方 (817)

　　镉胁迫对龙葵幼苗光合特性和营养元素吸收的影响郭智 原海燕 奥岩松 (824)

　　镉对小麦根尖细胞的遗传损伤效应何俊瑜 任艳芳 壬阳阳 常会庆 王阳阳 (830)

　　邻氯苯酚抑制光合细菌1D生长的毒性效应董怡华 李亮 胡筱敏 姜中佳 和英滇 郑琳子 (835)

　　太湖北部湾多氯联苯分布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价计勇 陆光华 吴昊 秦健 (839)

　　汕头红树林湿地表层沉积物环境因子对PAHs分布的影响曹启民 王华 伍卡兰 唐群峰 陈桂珠 (844)

　　化工污染河流沿岸植物对砷、汞的累积作用比较郑冬梅 孙丽娜 张秀武 王起超 (851)

　　武汉月湖水体营养物质的分布与硅藻的生态指示胡胜华 高云霓 张世羊 周巧红 徐栋 吴振斌 (856)

　　增强UV-B辐射下一氧化氮对小球藻氮素代谢和类囊体的保护作用陈坤 朱涛 张娅婷 杨桂芳 刘永定 (865)

　　羧甲基纤维素钠基复合调湿材料的制备与性能张文清 沈方红 夏玮 (874)

　　污泥生物反应器填埋场中PAHs、PCBs含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朱英 赵由才 徐香泳 柴晓利 (880)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对沉积物及其主要组分吸附双酚A的影响信晶 王婷 黎娜 李鱼 (885)

　　腐殖酸对铊污染土壤中铊形态和分布的影响邓红梅 陈永亨 常向阳 (891)

　　土法炼锌区废渣重金属固定研究敖子强 严重玲 林文杰 瞿丽雅 窦扬扬 叶娟 (899)

　　不同比例钾锌共存对土壤镉有效性的影响宋正国 岗 刘平 孙楠 唐世荣 (904)

　　磷、锌肥处理对降低污染稻田水稻籽粒Cd含量的影响张良运 李恋卿 潘根兴 崔立强 胡忠良 (909)

　　长期不同施肥对红壤Cu和Cd含量及活化率的影响刘景 吕家珑 岗 张文菊 陈苗苗 (914)

　　杭州市郊区表层土壤中的多环芳烃于国光 张志恒 叶雪珠 孙彩霞 袁玉伟 杨桂玲 (925)

　　黔南州土壤中多环芳烃的污染现状及来源分析陈椽 张明时 杨加文 袁茂琴 叶峰 林野 (929)

　　TiO2对毒死蜱在土壤表面光降解的催化作用汪东 王敬国 慕康国 (934)

　　土壤中石油污染物的脱附过程廉景燕 杜永亮 郭敏 石烁 李鑫钢 (939)

　　NPP列入生态统计指标体系的潜力分析——以北京地区NPP测算与空间分析为例刘芳 迟耀斌 王智勇 王艳艳 (960)

　　宁夏人地系统的物质代谢和生态效率研究——基于能值分析理论郭晓佳 陈兴鹏 张子龙 逯承鹏 (967)

　　天津地区各季植被NDVI年际动态及其对气候因子的响应李明财 刘德义 郭军 (979)

　　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变化研究邓南荣 张金前 冯秋扬 程炯 韦素琼 (984)

　　东亚-北美间断分布植物的早期适应性杜有新 张青松 庞宏东 桂忠民 刘洁 王蔓滢 蔡浔峰 (990)

　　衡阳盆地紫色土丘陵坡地自然恢复灌丛阶段主要种群空间分布格局杨宁 邹冬生 (996)

　　辽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的演化张绪良 张朝晖 谷东起 徐宗军 叶思源 (1002)

　　海洋初级生产力的卫星遥感估算模型丛丕福 王臣立 曲丽梅 刘长安 (1016)

　　湿地植物香蒲体内氮、磷含量的季节变化及适宜收割期郭长城 胡洪营 李锋民 下橋雅樹 迫田章义 (1020)

　　UV-B辐射对2个水稻品种幼苗稻瘟病的影响及机理初探高潇潇 高召华 陈海燕 祖艳群 李元 (1026)

　　盐胁迫对沙棘幼苗生长与光合生理特征的影响秦景 董雯怡 贺康宁 陈静 于洋 王占林 (1031)

　　铝对大豆根系柠檬酸合成与分泌的影响莫丙波 沈春鹏 于智卫 沈宏 (1037)

　　微生物对三种入侵杂草化感作用的影响李光义 侯宪文 邓晓 张桂花 李勤奋 (1045)

　　东北地区旱地土壤有机碳密度的主控自然因素研究丹 史学正 于东升 王洪杰 孙维侠 任红艳 赵永存 (1049)

　　长期施肥对华北平原农田土壤呼吸及碳平衡的影响牛灵安 郝晋珉 张宝忠 牛新胜 吕振宇 (1054)

　　水分管理对稻田土壤CH_4产生、氧化及排放的影响张广斌 李香兰 马静 徐华 蔡祖聪 (1066)

　　退耕土壤的碳、氮固存及其对CO2、N2O通量的影响高亚琴 黄高宝 王晓娟 马剑 刘博 黄涛 李卿沛 (1071)

　　MCE法在土壤侵蚀危险评价中的应用王库 史学正 于东升 张定祥 王洪杰 孙维侠 (1077)

　　放牧对祁连山高寒金露梅灌丛草甸土壤环境的影响盛海彦 张春萍 曹广民 朱广芬 (1088)

　　桐庐生态公益林主要林分类型的土壤水文效应黄进 杨会 张金池 (1094)

　　中亚热带区域几种典型生态系统土壤质量评价 Ⅰ.不同生态系统对土壤性质的影响王华 黄宇 汪思龙 杨知建 (1100)

　　中亚热带区域几种典型生态系统土壤质量评价 Ⅱ.不同生态系统对土壤质量的影响王华 黄宇 汪思龙 邹冬生 (1107)

　　包膜与氢醌结合对尿素释放及水解的影响张丽莉 武志杰 陈利军 马星竹 张玉兰 陈振华 (1112)

　　姜黄素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有效硼的不确定度评定刘婷琳 张浩原 黄赛花 (1118)

　　基于微藻细胞培养的水质深度净化与高价值生物质生产耦合技术胡洪营 李鑫 (1122)

　　试论生态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环境耐性生态学才 张斌 代富强 (1128)

　　植物表面蜡质对植食性昆虫的影响研究进展王美芳 陈巨莲 原国辉 雷振生 吴政卿 赵献林 (1155)

　　道路交通的生态影响研究综述李俊生 张晓岚 吴晓莆 全占军 范俊韬 (1169)

　　PAHs在我国土壤中的污染现状及其研究进展姜永海 韦尚正 席北斗 张化永 李红江 (1176)

　　西樵山国家森林公园有害植物控制策略研究虞依娜 叶有华 彭少麟 黎建力 黄景波 林海佳 黎建勇 (1194)

　　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离不开林业的发展，而林业的发展又直接影响生态环境建设，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因此，生态环境建设与林业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1森林可保护土地、防止土地沙漠化、减少水土流失，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

　　1.2森林本身处在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生态循环系统中，它对净化空气、维护自然环境、保持生物链平衡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3森林保存了世界上大部分物种基因资源，是保持生态系统中物种多样性的核心；

　　1.4森林储备了全球生态系统中碳循环总量90%以上的碳能源，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调控器，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

　　2.1.1大气污染严重。近几年我国大气污染虽说得到了改善，但依然很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耗的急剧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日渐加剧，导致空气总悬浮颗粒物急剧增多，造成大气污染严重，尤其是近年来的雾霾天气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起居，给城市交通带来诸多不便。

　　2.1.2水污染加重。我国每年排放的污水有很大一部分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使江河湖库及近海海域普遍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已不适合作饮用水源。全国7大水源中有一半河段被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城市河段水质污染超标，50%地下水受到污染，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

　　我国水土流失和风蚀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38%，仅水力侵蚀面积就有 179 万平方公里。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和荒漠化土地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 1/3。由于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森林蓄水能力逐渐下降，致使淡水资源越来越匮乏，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河道淤塞，河床抬高，多条水系断流（如黄河）。

　　近年来，为了追逐经济效益而对森林进行的过度开采导致了草原退化、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水质恶化、湖泊面积减少、自然灾害加剧，进而导致了动植物栖息环境遭到破坏，动植物种类在不断减少。据统计，我国大约有 398 种脊椎动物和1019种高等植物处于濒危状态。物种灭绝反映了生态失衡、系统多样性正日渐丧失或减弱。

　　我国自然灾害类型多、频次高，危害较大。近年来出现的沙尘暴、酸雨、雾霾、绿州蒸发、干旱扩大、江河断流、洪涝等自然灾害，已严重威胁我国经济发展，工农业经济损失相当严重。

　　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方方面面，除了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生产低碳产品外，林业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

　　森林是建设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对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具有独特的作用。为保护森林资源，必须从本地生态特点和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坚决禁止毁林开垦、毁湿开垦和草原开垦，有计划地进一步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措施。按森林的主体功能和经营目标，使其各类森林合理布局，科学配置；通过对森林的分类经营，实施生物改造措施，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防护功效。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突出，林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林业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须从以生产木材为主的传统林业，向以保护生态环境为重点，全面发挥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现代林业转变；林业工作也要从过去主要抓发展林业产品，转向重点抓造林绿化、林业生态文明建设、荒漠化防治及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等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林业生产、经营方式、管护方式也要作相应的调整，转变林业管理理念。

　　要发挥林业的生态主体功能，必须把生态公益林建设工作突出出来。完善生态公益林的经营管理体制和监督监测体系，实行建设生态公益林工程监理制，建立生态系统监测体系，实行有效可行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加速后备森林资源的培育，对现有天然林木本着宜采则采、宜改则改、宜抚则抚、宜封则封的原则，合理配置，科学经营，确保森林资源不断增长。在林业生产中，实施以调减森林采伐量、加速森林资源培育、调整经济结构为主要内容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这对于森林后备资源的培育、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林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林业建设发展中，要始终把保护环境、培育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作为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坚持多元开发，综合利用，不断实现林业经济的良性循环，以生态优势来发展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林业。把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工程建设与林业产业化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

　　3.4.1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改革体制，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重的方针，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3.4.2加快林业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反映林业特点的林业经济体制。

　　3.4.3制定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和法制体系。通过政策引导和调控、法律规范和行业规范，促进全社会对林业的参与；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强化林业管理；运用经济杠杆和产业政策，调整利益结构，保证林业投入并防止短期行为。

　　3.4.4通过政府调控、科技支撑、资金支持和社会公众参与，建立林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体系。

　　3.4.5加强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法及应用技术研究，使林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技术依据。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绿化工程，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IM电竞，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

　　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利用2009～2013年相关数据，在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同时引入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计算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并结合耦合度阶段与协调度类型划分标准对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定量评价。研究表明:从综合指数看，云南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波动较大，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变化比较平稳，且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增幅小于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增幅;从耦合度看，云南出现由农村生态环境滞后向城市生态环境滞后的转变，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度经历了从磨合阶段到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变化，两系统间的发展方向越趋有序，关系越趋稳定;从协调度看，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协调度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类型从低度协调转变为中度协调并最终呈现良好协调的发展态势。

　　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资源、人口、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关系日益显著。人口和经济的迅速增长，刺激了对资源的需求，同时也诱发了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与利用。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城市污染问题［1］。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态环境也面临一系列污染问题。国内目前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城市或工程项目的生态环境研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研究较少，且多侧重于治理或管理，对农村生态环境评价涉及较少。同时，以城市生态环境评价或农村生态环境评价单方面研究为主，缺少对二者之间协调关系的定量研究［2～4］。而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互动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鉴于此，我们拟通过构建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同时引入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计算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并结合耦合度阶段与协调度类型划分标准对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定量评价。云南地处我国西南部，位于北纬21°9～29°15，东经97°31～106°12，全省土地面积为39．4万km2。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均得到较快发展［5］。在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与利用随之而来，城市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背景下，有必要对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态进行科学评价，以期在促进云南城乡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提供决策参考。

　　2．1．1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评价指标存在数量级、量纲和正逆指标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标准化处理的方法主要有总和标准化、标准差标准化、极大值标准化和极差标准化［6］。本研究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生态环境指标存在正指标与逆指标的区别，故在用极差标准化法进行数据处理时，对不同性质的正指标和逆指标采用不同的标准化处理方式。具体如公式(1)和(2)所示。式中:xij为第i个年份的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数据，maxxij与minxij分别为原始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2．1．2权重的确定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AHP)、德尔菲法(Delphi)、变异系数法、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等。其中，熵权法通过指标信息熵的计算确定指标权重，是一种客观的赋权方法，较好地消除了人为因素对指标权重确定的影响，使得权重的确定具有更高的可靠性［7］。因此，本文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熵权法。其计算过程可分解为以下三个部分［8］:①计算标准化处理后各年份指标值占整个研究时段指标值的比值Zij，具体见公式(3)。式中:xij为第i个年份的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数据。②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Pj与信息效用值Qj，具体见公式(4)。式中:Pj为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m为研究年份数;Zij为标准化处理后各年份指标值占整个研究时段指标值的比值;Qj为第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③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j，具体见公式(5)。式中:W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Qj为第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2．1．3耦合度模型耦合源于物理学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9］。本文引入耦合度模型，把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定义为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耦合。通过耦合度的计算，测定要素双方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耦合度越大，要素之间的发展方向越有序，关系也就越趋于稳定［10］。耦合度阶段划分如表1所示［11］，耦合度计算如公式(6)所示。式中:u1和u2分别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和农村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xij为第i个年份的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数据;W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C为耦合度，C∈［0，1］。

　　2．1．4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度只揭示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无法反映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态。因此，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算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态。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如公式(7)所示，协调度类型划分如表1所示。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反映城市生态环境和农村生态环境的综合指数;u1和u2分别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和农村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α与β为待定系数，是城市生态环境和农村生态环境对区域发展的贡献程度，我们认为上述两者的贡献度不分彼此，因此取α=β=0．5［12］。

　　2．2数据来源云南省多年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云南统计年鉴》(2010～2014年)。获取以上基础数据后，建立多年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基础数据库。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3．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本文借鉴曹连海、王平等人的研究成果［13，14］，结合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发展现状，遵循科学性、综合性、层次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等原则［15］，选取16项指标构建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按照公式(1)和公式(2)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熵权法由公式(3)、公式(4)和公式(5)计算指标权重(见表2)。

　　3．2．1耦合度评价在经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利用熵权法确定的权重，按照公式(6)分别计算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u1和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指数u2，在此基础上计算两者耦合度C，并结合表1耦合度阶段划分标准，对研究时段内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度的阶段进行划分(见表3)。从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u1的变化可以看出，研究时段内，云南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波动较大，其中2010年为最大值，达0．691，2011降至最小值，仅为0．265，之后逐年增加，但增幅小于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增长幅度;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指数u2的变化则比较平稳，呈逐年增长趋势，且增加幅度大于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增长幅度，仅2009年和2010年呈现农村生态环境滞后状态，之后时间段，均为城市生态环境滞后状态。耦合度C在2009年为0．686，属于磨合阶段，其余年份均大于0．8，属高水平耦合阶段。综上所述，2009～2013年，云南出现由农村生态环境滞后向城市生态环境滞后的转变;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度经历了从磨合阶段到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变化，两系统间的发展方向有序，关系也趋于稳定。

　　3．2．2协调度评价在耦合度计算的基础上，利用公式(7)计算综合协调度T和耦合协调度D，并结合表1耦合协调度类型划分标准，对研究时段内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协调度类型进行划分(见表3)。从综合协调度T和耦合协调度D的变化可以看出，研究时段内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协调度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类型从低度协调转变为中度协调并最终呈现良好协调的发展态势。

　　在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IM电竞，同时引入耦合度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计算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并结合耦合度阶段与协调度类型划分标准对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定量评价，结论如下:

　　4．1从综合指数看，云南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波动较大，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变化比较平稳，且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增幅小于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增幅。

　　4．2从耦合度看，云南出现由农村生态环境滞后向城市生态环境滞后的转变;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度经历了从磨合阶段到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变化，两系统间的发展方向越趋有序，关系越趋稳定。

　　4．3从协调度看，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协调度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类型从低度协调转变为中度协调并最终呈现良好协调的发展态势。

　　［1］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23～325

　　［2］高彩玲，高歌，张现文．基于P－S－R模型的郑州生态城市建设评价［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32(2):79～83

　　［3］李强，李武艳，赵烨，等．农村生态系统健康的基本内涵及评价体系探索［J］．生态环境学报，2009，18(4):1604～1608

　　［4］钱翌，王灵，陈敬锋．乌鲁木齐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模糊综合评价［J］．水土保持研究，2008，15(6):128～132

　　［5］童彦，朱海燕，施玉．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度分析［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4，33(6):96～98

　　［6］徐建华．计量地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23～125

　　［7］林珍铭，夏斌．熵视角下的广州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J］．经济地理，2013，68(1):45～47

　　［8］杨洋，王晨，章立玲，等．基于国家规划的新型城镇化状态定量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J］．经济地理，2015，35(7):51～58

　　［9］孙东琪，张京祥，张明斗，等．长江三角洲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J］．地理科学进展，2013，32(7):1060～1071

　　［10］吴文恒，牛叔文，郭晓东，等．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6，21(6):853～861

　　［11］张明斗，莫冬燕．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性分析———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4，36(1):8～16

　　［12］崔木花．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注［J］．经济地理，2015，35(7):72～78

　　［13］曹连海，郝仕龙，陈南祥．农村生态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J］．水土保持研究，2010，17(5):238～243

　　［14］王平，马立平，李开．南京市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J］．生态学杂志，2006，25(1):60～63

　　省大督查对我镇XXXXX直接将污水排放至耕地的情况进行了通报，我们在得到村民举报的第一时间，我镇工作人员会同XXXXX市生态环境局XXXX分局执法人员对问题现场进行了调查，同时由XXXXX公司对饮用水井进行采样分析，并责令XXXX公司立即停止向饮用水井所在区域的土地上倾倒沼液，对饮用水井设置50米的安全防护距离，同时XXXX村委也在第一时间停水并通过大喇叭进行广播告知，接通备用水源井确保村民饮用水安全。作为主管副镇长，针对这种情况我深感惭愧，心情很沉重，在此，我代表XXXX镇党委、政府表态如下：

　　一、问题决不回避，做到认领反思。这次督查组反馈的问题，我们将进一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对待督查组反馈的意见，虚心接受、认真整改，绝不忽视问题、转移问题、淡化问题，绝不糊弄对待、敷衍了事、消极以对，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扎实做好整改工作，努力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

　　同生态环境恶化和破坏监测技术相比，生态环境领域环境监测的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目前，我国生态环境监测的依据为生态环境的发展过程，其监测的范围不大，随着科技的发展，生态监测范围也会越来越广，由微观变为宏观。3S技术的出现展现了其准确、快速和宏观的技术特点，它可以对生态环境系统进行遥感监测和调查，完整的做出环境领域内环境监测的评估方案。GIS技术系统能对各种生态环境系统进行环境威胁预测、预报，从而有效的防止环境的恶化。方法操作性强、技术路线统一、规划要求准确、指标体系完整是环境监测的发展趋势，通过水土保持、产量预测、灾害预报和资源调查等总结环境监测的经验，为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全面开展打好基础。环境问题会造成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也会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很大的威胁和伤害，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保护环境要先从环境监测做起。生态环境监测利用现代技术对环境中的污染因子进行综合性监测，分析污染原因和污染现状，将环境的质量和发展形势展现出来，有利于更好的保护环境和利用环境。此外，环境监测的范围越来越广，手段也越来越丰富，这就意味着环境监测可以为环境保护提供系统、科学的方案。

　　环境破坏的速度不断加快，使得生态环境监测相关技术水平应当越来越高，监测范围越来越大。生态环境监测技术工作既复杂又系统，而且在监测过程中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监测周围的多种因素都可以影响监测的结果。传统的监测手段主要是通过手工操作仪器设备进行监测，结果通过人工分析计算。现代化技术的融入，使环境监测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其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卫星是RS技术应用的核心内容，利用卫星对监测范围内的电磁波信息进行监测，分析得到结果并对结果进行总结和反馈，电磁波的变化可以反映出环境质量的现状和环境发展趋势。RS还可以对所监测范围内的物体进行高空扫描拍摄，具有信息采集速度快、采集准确度高等特点，尤其是遥感物体。如果要对监测范围内的空气污染程度、植物生长状况、气温闭环和森林覆盖面积等进行监测，则可以利用RS遥感技术，对所监测范围内森林的覆盖面积进行监测，利用卫星拍摄判定森林面积是否减小、是否遭到破坏以及采取何种措施进行预防和处理。根据所监测森林上方空气的温度来判定该地区森林是否会发生自然灾害以及自然灾害的类型，并针对突况作出最佳的补救措施和方案，尽可能的保护生态环境不受到破坏。

　　生态环境监测GPS技术是一种监测环境新型技术，的它的特点为实时定位和导航、监测精度高、遥感技术可以分析出数据的空间坐标，并构建图形图像数据库，在数据库中用图形图像表示传感器和平台的观测与位置。在生态环境领域范围内，GPS技术不同PS技术，它可以对被监测物体进行实时的、动态的监测，监测其所处的环境和状态。比如，利用GPS技术可以对城市中所有汽车的数量进行实时监控，并根据此信息判断城市中汽车尾气排放量的多少。合理运用GPS技术应用不仅可以对生态环境进行实时监测，而且还可以利用监测结果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判定，进而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

　　GIS技术拥有计算机化系统，是当前地理信息数据库中规模最大的系统，它包含了存储管理、分析应用、空间信息输入和结果输出。GIS技术应用不仅具有数据库功能，还具有辅助决策功能和空间分析功能，可以准确、快速的进行动态监测和空间分析等宏观决策管理。根据监测环境的地理信息，GIS技术能准确分析被监测区域的地理特征，从而可以对生态发展和地理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和管理以及自然灾害预警和预测等。GIS技术能更准确、更真实的进行生态环境监测。

　　新农村是一个阶段性与动态性的概念，新农村作为一定的历史时期社会形态的表现形式，必须反映时代的特征，因而其衡量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间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的[1]。目前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建设新生态环境。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是本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以农村得到可持续发展和使村民幸福获得可持续的生存与发展为目标，以村民为主力军的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方面，新农村核心在于环境友好型公民与新农村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使努力实现十提出的美丽新农村目标。

　　村民对于新农村的模糊认知在于国内环境教育的缺失。村民在感性与理性上都未对美丽农村形成正确认知，故而难以形成一套支配自己环保态度与环保习惯，无法内化为农村环保情感。村民对美丽新农村在思想上没有正确认识，不能从行动上真正参与新农村环境建设过程中。而这种认知上的进步、行动上的落实则需要通过系统教育，提高村民环境保护意识才能实现[2]。

　　在“中国公民的环境意识”调查中，在中国环保民间组织一项中，对其了解的只占3%，听说的55%，不了解的47%。我国社会团体组织规模小，力量弱，数量少。目前村民的环境保护动力不足。根据中华环境联合会发表的《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情况蓝皮书》统计，我国环保民间组织有2 764家。主要类型有：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民间自发组织、学生环保社团、港澳台及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大陆机构等。政府部门组织的虽占了49、9%，却难以制定出可行性的政策；其中民间自发组成的只有7.2%，并且这些组织并没有真正形成一种经国家法律认可的制度[2]。农村中鲜有形成强大感召力与支配力的村民自发环保组织来给予村民更多激励以落实环境保护行为，加之村民委员会对其支持力度低，这使村民难以在新农村环境建设上有自己的发言权，更没有在自身的环境权受到损害时主动争取幸福存在的行动。

　　“生活方式……是这些个人的一定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的生活的一定方式。”[3]这种观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生活方式是有一定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条件下活动着的每个人所形成的，同时又通过每个人的活动不断被修正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与膨胀的消费欲望促进了大量生产浪费，这源于人们对于村庄环境的淡薄情感，只是单方面认为个人与环境是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而没有内化与一种与自然环境和谐的双向保护的情感意识。薄弱的环保情怀难以激励村民主动积极地加入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中去。

　　我们对自然敬畏的缺乏只是表象，更内里的还是我们缺少一种对自己传承生态文明的态度，是缺少一种崇敬自然的信仰。环境友好型公民的含义：环境友好型公民是一个动态过程也是一种结果。作为环境友好型主体，第一，要与环境友好相处意识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第二，与环境友好相处的习惯（行为模式）需要一个过程；第三，与环境友好相处的情感和社会氛围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2]。这三个过程可将环境教育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过程对应的是由环境教育者向学习者传授环保知识，使学习者初步形成环保意识；第二个过程对应的是通过环境教育实践，学习者逐渐形成环保行为习惯；第三个过程对应的是通过对学习者“绿色情商”的培养，使其内化为一种环保情怀，最终成为一种无意识保护环境的新型村民。通过环境教育的三个方面使村民在新农村环境建设过程中不自觉成为环境友好型公民。

　　建设新农村的经验告诉我们美丽农村的建设其难点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的意识，只有村民在思想上对新农村有正确认识，才能主动加入建设美丽村庄的队伍中。而这种认知上的进步与行动上的落实则需要村民通过环境教育掌握环境基本知识进而逐步形成环境保护意识。瑞典政府非常注重对全民族的环境教育，自小学三年级学生便开始学习环境保护知识，使民众从小就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儿童环境教育对人的一生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在人的一生中也是最容易实施环境教育的时期[4]。因此环境教育需要首先从中小学学习者抓起，以未成年人为重点对象，教育他们充分认识环境保护重要性并在日常的生活细节中主动向成年人传播环境知识，不断扩大环境知识宣传范围。人们在环保知识的过程中逐渐培养环保意识。这可有效促进村民的环境保护知识的掌握。

　　习惯是一个外化于形、内化于心的行为自觉。这种自觉的形成需要靠多次实践来完成。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是课堂学习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是学习过程的两个方面。环境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学习者需要将所学知识及时实践于生活中，在实践中形成科学的环保习惯并一直保持下去。环境教育所采取的教学模式，越来越主张“在环境中学习”，强调参与，将教育引向与生活、社会相结合。未来的中国环境教育的内容，必然更加重视知识、方法和目的的统一，重视教育教学模式的革新，决不仅仅是“环境科学知识与环境道德伦理知识”[5]。

　　克里斯汀・韦尔丁在《情商》一书中将情商定义为“情商是一种了解和控制自身和他人情感的方式”[6]。大卫・卡鲁与彼得・沙洛维在《情商管理者》中提出与情商有关的四大技能：辨认情感识，运用情感，理解情感，管理情感。丹尼尔・戈尔曼在《情商：为什么它比智商更重要》一书中提出与情商有关的四大技能：辨认情感，运用情感，理解情感和管理情。IM电竞